本文是《中国书法史·魏晋南北朝卷》读书笔记的最后一篇，这一篇过后，我们就要转入《隋唐五代卷》了。

本文分三个部分：

一、北朝的名迹收藏

北朝包括北魏、东魏、西魏、北齐和北周五朝。

自公元四世纪以来，前代名迹多流传江南（原因是北方战乱，文士阶层多逃向南方，南逃过程中，书法名迹也被带向江南）。而其后，著名的书家多在南方，所以收藏的风气在东晋、南朝特别盛行。

北方文风不振，但在北方，名家书迹照旧是士人珍重的藏品。比如十六国时期崔潜为其兄崔浑等人所作诔文“手笔草本”，北魏时犹在，王遵业买书得之，“宝其书迹，深藏秘之”。

北魏时期，人们看重崔、卢（前文讲过，即清河崔氏、范阳卢氏）之书，尤其是崔浩的书迹，“人多托写《急就章》”，“世宝其迹多裁割连缀以为楷模”。显然，由于北方绝少古代名家书迹，当朝名家手迹即为珍贵之物。但这些名家书迹被人收藏，其作用多为“以为楷模”，即更多是用来当作“习书”的范本。也就是说，更看重其实用价值，并不是为了“收藏”而“收藏”（比如，传世、增值等）。

自公元5世纪以来，常有江南的皇族、高门士族投北，于是，就有可能携法书名迹北来，但并没有详细记载（那个时候，收藏还没有成为专门的学科，所以记录也不为人所重的原因）。

我们上一篇讲过的梁末高善宝焚书，有“四千卷”书画在煨烬之中收归长安。这该是北朝御府最重要的收藏了。

然后是“王褒入关”，成为“南朝书法北流之始”。

到隋灭陈之后，江南公府的藏品载归北方，收藏的中心由江南转移到北方。

总之，北朝的法书收藏史相对简单，直到隋唐，北方才又成为收藏的中心，不过，那是后面章节才会详细讨论的问题了。

二、东晋南朝时期的“装书”整理与“押署”之制

收藏法书名迹，特别是御府收藏，往往需要“装治”一番，以便赏玩，亦方便保存。

“装治”自东晋始，但东晋装治名迹，不甚讲究。一是“真草混杂”，如桓玄所装二王书，不分书体，只是按人分装，王氏父子“各为一帙”而已。二是装背工艺不佳，唐朝人所谓“晋代装书”，“背纸绉起”，可见装背工艺有多差。

到了刘宋时期，御府精心整理藏品，开始讲究装背工艺。而且确立了卷轴的装治形式（依《历代名画记》记载，装背工艺始于南朝宋的范晔（对，就是《后汉书》的作者，这样一想，有些人是天赋异禀的）。

刘宋御府的藏品，曾经数次装治，良莠有别，规制各有不同。文帝时期，范晔装治者，“卷帖小胜，犹谓不精”。孝武帝时，使徐爰治护，有的“随纸长短，参差不同，具以数十纸为卷，披视不便，不易劳茹”，又“善恶正草，不相分别”；有的“卷小者数纸，大者数十，巨细差悬，不相匹配”；甚者有学前人之书者与“聊尔戏书”之迹杂在一纸，殊为猥劣。

显然，这个时期的收藏装治工作，藏品分类不精细、装治工艺不统一，也缺乏精确的真伪鉴定。但请注意，这就是书画装治的萌始状态。

明帝泰始年间，朝廷开始大规模收藏，又新得不少名迹，诏令虞龢、巢尚之等人品题藏品，重新装治，“拓书皆用大厚纸”。

这时新装的藏品，作了两个方面的整理工作：

1、整理形制，区别类属。将巨细差悬者，剪裁皆齐，以二丈为度；按书迹的质地分别装治；按质地、书体分类，分别装珊瑚轴、金轴、玳瑁轴、旃（读zhān）檀轴。2、对藏品的书法予以编次整理。“补接败字”，并做到“体势不失”；同为一卷的各帖，按书法水准排序，以好者在首，下者次之，中者最后，以便赏玩；帖中文字无次第者，皆归入“戏学部”；“除猥录美”，书有晋者悉皆删去。

现在我们读到的虞龢《论书表》，记录的刘宋内府书法藏品情况，目录、分类已经非常明晰，应当也是这次装治整理的成果。

除了“装背”之外，“押署”也起于南朝。

南朝刘宋科捡御府法书古迹，开始实行“押署”之制，即由鉴识艺人在藏品上署名，作为秘藏或鉴定的标记。《历代名画记》卷三记载了南朝的“押署”艺人名单：

宋三人：张则、袁倩、陆绥；齐二人：刘瑱、毛惠远；梁十四人：沈炽文、唐怀允（充）、徐僧权、孙子真、庾於陵、法象、徐汤、孙达、姚怀珍、范胤祖、江僧宝、满骞、陈延祖、顾操；陈二人：杜僧谭、黄高。

由《万岁通天帖》知道，梁府押署多题于一纸的首尾，大概也是刘宋实行押署以来的通例。熟悉篆刻史的朋友都知道，到唐太宗时，天府藏品开始用印，即于每缝处以“贞观”小印印之，作为天府藏品的标记，此是南朝押署之制的演化。

在唐朝，鉴识人“跋尾”似更流行，这是押署的又一变制。

三、南朝御府藏品的鉴定与赝品

关于这一点我们的资料更多来源于梁武帝和陶弘景的来往对答，而他们鉴定名迹也各有一套经验。比如陶弘景《乐毅论《太师箴》是“篇章体”，并称这种体式“追似单郭为恨”，婉转地否认了这两件书迹。这是通过比较的方法来辨别王书的真伪；而梁武帝在答书中说：“逸少迹无甚极细书，《乐毅论》乃微粗健，恐非真迹；《太师箴》小复方媚，笔力过嫩，书体乖异”，这是他从王羲之书法的笔画特征、笔力、体式结构来作论断。

陶弘景不仅把握了王羲之书法各阶段的特征，有名之迹的名称，连代笔的实情也了然于胸，而且熟悉东晋其他名家的书写特征，以及刘宋御府藏品的装治形式等等。这是源于他的广见博闻，才能指出种种冒名王书的杂迹，并道出赝品的本源。

关于锺繇的书法，梁武帝依据前代文献的记载，由读书获得鉴定锺书的标准，所谓“真迹虽少，可得而推”，这是依靠学养以助鉴定。

那么，南朝人士辨别真伪的依据，以及鉴定的方法，主要是从笔画之粗细，笔力之老嫩，以及体式结构、书写范式、书家的风格特征（包括阶段性特征）来鉴别真伪，同时借助文献的记载，因此，鉴定者的学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
其实，后世的鉴定者，“学养”也是必须的条件。

当时的藏品还没有出现题跋、收藏印之类，所以南朝人士辨伪的手段，主要是依据书法特征来分辨，但他们已经注意到各代装备的特点。

再说赝品的分类：

在南朝，许多赝品属于“张冠李戴”。大体分为三类：

第一类，将摹学名家的书迹视为名家之迹；第二类，收藏者无知，误将他人手迹当作王羲之书，奉进御府后，鉴识人也作为王羲之书法归档；第三类，前人摹拓的名家书迹或者字样。帝王命令拓书人将御府所藏法书名迹摹出副本，用以“赉诸王及朝士”，这种做法，南齐时期已经存在，因为摹拓精良，若干年后被误认为真迹了。

下一篇，我们开始转向隋唐—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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